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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人不识张伯驹,踏遍故宫也枉然

时间:2018年01月12日 23:03   浏览:280   来源:东台市富安镇丁庄学校网站


原标题:为人不识张伯驹,踏遍故宫也枉然

1

要说张伯驹,就不得不说张镇芳。

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,袁世凯哥哥之内弟。

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,让其主管盐政。

1915年,他在袁世凯支持下,

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——盐业银行。

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,

家庭却很不幸——两子女先后夭折。

1904年,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,

张锦芳便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。

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,就是张伯驹。

张伯驹确实是个好苗子,

7岁入私塾,9岁就能写诗,

老先生书架上的书,只要他看过,

放在第几行第几本,他都能记住。

先生们都称他为“神童”。

随后,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,

毕业后,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、吴佩孚等部,

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。

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,

终不顾双亲反对,退出了军界。

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、看戏唱曲的“纨绔”生活。

15岁那年,家里替他定了婚。

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,

张伯驹清高,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。

第二任妻子邓韵绮是位京韵大鼓艺人,

因酷爱戏曲,张伯驹便娶她做了二房。

张伯驹虽然纨绔不羁,

但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奢靡完全不一样。

他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,

从不西装革履,长年一袭长衫

结了婚,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,

张伯驹不喜,便逐渐疏远了她。

张伯驹在丛碧山房花园内

1927年,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。

突然,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。

“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。”

伙计取下写着“丛碧山房”的横幅。

“这四个字写得真是苍劲飘逸。”

张伯驹一边赞叹,一边看落款。

这一看,他着实吃了一惊。

“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。”

反复推敲无误后,他立马收了。

从此,张伯驹就爱上了收藏。

自号“丛碧”,并将宅院命名为“丛碧山房”。

母亲为此整天唉声叹气:“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,出去做官也不干,只知道花钱买字画。”

张伯驹夫人潘素

2

张镇芳临终时,握着张伯驹的手道:

“你要支撑起这个家,照顾好母亲啊!”

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。

北伐战争后,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,

1935年,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。

因为应酬,张伯驹自然免不了要去风月场所。

一次在天香阁吃花酒时,他认识了名妓潘素。

潘素生于1915年,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。

其母系出名门,从小就教潘素女红与音律。

潘素13岁时,母亲病逝。

父亲是个败家子,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。

继母王氏便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。

潘素清秀妩媚,又弹得一手好琵琶。

很快成为当红倌人,在沪上有“潘妃”之誉。

潘素

一见潘素,张伯驹顿时惊为天人,

才情大发,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:

“潘步掌中轻,十里香尘生罗袜;

妃弹塞上曲,千秋胡语入琵琶。”

将潘妃比作“赵飞燕”和“王昭君”。

才子佳人,顿时一见钟情。

遗憾的是,潘妃已名花有主。

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妃,

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,便把她软禁起来。

张伯驹只好托人 买通了臧卓的卫兵,

趁臧卓离沪办事时,趁机“偷”走了潘素。

张伯驹见到潘素时,“她两眼已哭成桃子”。

两人立刻逃到北京,迅速成婚。

这一年,张伯驹37岁,潘素20岁。

潘素《岸容山意》

后来,张伯驹将两笔巨款分给两房太太,

办了离婚手续,结束了复杂的家庭关系。

从此,他就专宠潘素一人。

“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,

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。

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,

让母亲正式拜师,学习绘画。

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,

让母亲正式拜师,学习古文。”

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。

潘素天资聪慧,果然成了另一个“董小宛”。

潘素《青山红松图》

山水、人物、花竹、鸟兽……

潘素无不擅长,特别是山水,

多用青绿,笔法直逼南宋。

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。

张大千赞叹潘素作品:“神韵高古,直逼唐人,谓为杨升可也,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。”

从此,张伯驹与潘素便夫唱妇随, 尽享诗画唱和之乐。

夫妻“诗画唱和”作品

3

1937年,张伯驹得知溥儒有《平复帖》后,

便再也睡不好觉了。

溥儒是道光皇帝曾孙,恭亲王之孙。

此前,溥儒将唐代韩干《照夜白图》卖于他人,

致使这件国宝从此流失海外。

张伯驹深恐《平复帖》蹈此覆辙。

《平复帖》乃西晋大文人陆机真迹,

距今已1700年,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,

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道瑰宝,

又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。

上面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,

由此被收藏界尊为“中华第一帖”。

“如果流失海外,将是千古之恨。”

《平复帖》

张伯驹委托中间人向溥儒求购,

溥儒回答:可以,20万大洋。

张伯驹很沮丧:“没这么多钱。”

随后,张伯驹又请张大千说合: 愿出6万大洋。

但溥儒回答:20万不少。

1937年底,溥儒母亲项夫人过世。

张伯驹得知溥儒急需用钱,想借机求购《平复帖》。

但他又觉得这是乘人之危,开不了口。

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:“我先借他一万元。”

谁知几日之后,傅增湘把《平复帖》抱来了。

“溥儒要价四万,不用抵押。”

张伯驹抱着《平复帖》,两眼放光。

张伯驹收藏的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1945年,“末代皇帝”溥仪被俘,

混乱中,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,

《游春图》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觅得。

1946年,张伯驹得到消息,

马霁川欲将《游春图》卖往海外。

这一下,张伯驹又失眠了。

《游春图》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,

距今1400多年,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,

运笔精到,意趣无限,有“天下第一画卷”之称。

被书画界奉为“国宝中的国宝”。

故宫镇馆之宝《游春图》

一天夜里,张伯驹出现在马霁川家。

进门便大吼:“《游春图》可在你手中?”

眼看事情败露,马霁川便狮子大开口:

“只要拿出800两黄金,画就是您的了。”

十几年来,因为收藏,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。

此前,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。

现在莫说800两,50两他也拿不出。

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:“你们去买下来吧……”

但几日过去,故宫方面毫无回应。

迫不得已,张伯驹便来到琉璃厂,

看见一家店铺,便走进去打招呼:

“有幅《游春图》,有关中华民族历史。

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,把它转手洋人,

谁就是民族败类, 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。”

《游春图》局部

马霁川见《游春图》一事闹得满城风雨,

自己已无法出手,只好降价让与张伯驹,

“你出220两黄金,就给你。”

即便大降价,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。

一咬牙,他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。

这座宅子占地15亩,富丽无比,

它的前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。

据马未都估算,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,光拆迁就得一个亿。

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。

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,要再加20两。

张伯驹收藏的杜牧《张好好诗》

张伯驹无奈,只好回家和潘素商量,

“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!”

潘素不肯,张伯驹就躺在地上耍赖,

潘素哭笑不得,只好答应。

张伯驹翻身爬起,拍拍土开心睡觉去了。

此后,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。

在动荡年代,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,

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。

“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。”

张伯驹收藏的范仲淹《道服赞》

4

1941年,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事务,

途经培福里时,突然冲出三个大汉,

持枪将张伯驹挟持,然后驾车而去。

第二天,潘素接到绑匪电话,

“交上两百根金条,否则就撕票。”

潘素急得直抓头发:“哪里去找这么多金条啊?”

想来想去,觉得只有“卖画”。

于是潘素要求:想见伯驹一面。

潘素见到伯驹时,他已多日不食、憔悴不堪。

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对潘素说:

“我收藏的那些书画,必须给我保护好。

别为了赎我而卖掉,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。”

宋徽宗题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不准卖画,哪里去筹钱啊?

最后实在没辙,潘素只得厚脸,

去找张伯驹以前之旧交孙曜东,

孙曜东乃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。

一见面就跪下了:“求您救救伯驹。”

孙曜东一打听,原来是“七十六号”特务组织干的。

绑匪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,自己占不到便宜,

便把人质送给了伪军浦东头目林之江。

孙曜东随即与林之江联系:愿出20根金条。

林之江同意了,潘素赶紧凑齐金条送了过去。

张伯驹这才得以恢复自由身。

“在伯驹眼里,这些字画的价值,远超过自己的生命。”潘素说。

张伯驹收藏的宋代杨婕妤《百花图》,为现存最早女画家作品

但是,谁也没想到,

1956年,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,

竟将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。

无偿捐献后,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,

但张伯驹婉言相拒,分文未取。

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。

当时,很多人都不理解:

“耗尽家业收藏,为何又无偿捐之?”

后来,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:

“不知情者,谓我搜罗唐宋精品,不惜一掷千金,魄力过人。其实,我是历尽辛苦,也不能尽如人意。因为黄金易得,国宝无二。我买它们不是卖钱,是怕它们流入外国。”

再后来,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,

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。

“予所收藏,不必终予身,为予有, 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。”

他在《春游琐谈》里记录了这种心情:

“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!”

文化部所颁奖状

后来,章诒和拜师潘素学画时,

在张家宅子四处寻找这张奖状,

最后发现,它藏在靠近房梁处,

“不甚考究,还蒙着尘土。”

于是,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的,

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。

“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: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,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,浪漫地对待;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,作了极重要的强调,现实地处理。”

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,

都在《平复帖》上钤下自己的印迹。

只有张伯驹,不留丝毫痕迹。

凡经手收藏的人,都以《平复帖》获利,

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,无偿献给国家。

5

就在无偿捐赠书画的第二年,

为相应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”号召,

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,

提出“要大胆地放,要放手,还要放心”,

这下可把张伯驹乐坏了,

他立即组织成立了“老艺人演出委员会”,

开始排练戏曲《宁武关》《祥梅寺》《马思远》。

做这些事情,张伯驹大有资格,

他在京剧界的名气,不亚于收藏界。

张伯驹书画

张伯驹青年时代,京剧正从成熟走向鼎盛,

谭鑫培、余叔岩、梅兰芳等名角辈出。

那时文人票戏,是极为风雅的事,

而张伯驹,便是文人票友中的票友。

他与大师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一代佳话。

“余叔岩平生,只教了孟小冬三出半戏,李少春两出,但教了张伯驹四五十出。”

张伯驹就此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。

“李少春等人数次向他请教。”

张伯驹书画

作为京剧票友,张伯驹有三大得意事。

一是与余叔岩合作,编写了《近代剧韵》,

总结京剧发展实践,系统介绍了京剧十三韵。

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发展,

张伯驹约同梅兰芳、余叔岩等人,

于1931年创立了“北平国剧协会”。

三是1937年,他组织一大帮名角,

举办了轰动全国的河南旱灾筹款义演。

演出后不久,日本全面侵华。

这次义演,被称为“艺坛最后一次绝唱”。

京剧大师余叔岩

1957年,张伯驹把所有精力投入戏曲排练中。

“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,

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。”

不过,他这一次努力是徒劳的。

他排练的戏,很快遭到了攻击。

“你这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,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。”

张伯驹一扬眉,反驳说:

“强调阶级性,便把别的一笔勾销,是不对的。”

“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,也可欣赏,陶冶性情。吃好了,吃饱了,工作有精神了,也就是政治了。”

但最终,他还是被打成右派。

杨小楼

多年后,章诒和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,

旁边坐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。

当介绍章诒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时,

袁世海无动于衷。

当介绍章诒和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,

袁世海立刻回头,握着章诒和的手说:

“令尊大人是我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,

他对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。”

原来,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。

1957年,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,

传到老帅陈毅那里,他很不高兴:

“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,

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,砍我脑壳也不信!”

解放后,李济深发起成立了棋艺研究所,

陈毅和张伯驹这两个“棋坛圣手”,

便在这里相识,成为君子之交。

1960年,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,

陈毅找到于毅夫:“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,目前境遇不好,能否给安排一下?”

不久,张伯驹就收到来自吉林的邀请:

“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。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,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。”

于是,张伯驹便去了吉林,

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、副馆长。

张伯驹作品

临行时,张伯驹去跟陈毅道别致谢,

陈毅说:“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,我该向你道歉。”

张伯驹笑一笑,潇洒不羁地说:

“国家大,人多, 个人受点委屈难免,算不了什么,

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, 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?”

这话,并不是面子话。

张传彩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:

“父亲时常教育我说: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,这是大事,不能马虎;除此之外都是小事,不必斤斤计较。”

张伯驹收藏的唐寅《王蜀宫妓图轴》

好景不长,1966年“文革”来袭,

这一次,张伯驹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

白天,夫妇俩被游街批斗,

但晚上,两人依然故我,写诗作画。

“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,爱其之坚毅。

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。

后来他们将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。”

张传彩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。

面对磨难,张伯驹一直坦然自若,

唯有一次,他低下了头颅。

那一天,红卫兵 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里焚烧,

张伯驹跪在火旁,不停哀求:“要烧就烧我吧,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,烧了就再也没有了。”

潘素《金碧山水》

张伯驹随后被“发配”到吉林舒兰进行劳动改造。

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,嫌年龄过大不能劳动。

不得已,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。

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据,

老两口只好窝居于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。

解放前的张家,仅管家就有10位。

那时的张伯驹,拥有无数书画珍宝。

可现在,他却 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。

一无粮票二无户口, 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。

可这样的落差和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,

相反他却是轻描淡写,一笑置之。

1969年到1972年三年间,

故交王世襄曾多次去看望张伯驹。

“他除了年龄增长,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。不怨天,不尤人,坦然自若,依然故我。”

章诒和后来在文章中回忆:

“那时,到我家做客的。

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,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,

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,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。

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、淡然和超然的。

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:跌倒了,算什么?爬起来!再前进。

我父亲,罗隆基,黄琪翔,都很想爬起来。

可张伯驹不,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。”

这样散淡超逸的个性,正是张伯驹硬度之所在。

不论时局如何变化,他都是这样,

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的那份生活。

后来,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:

“阅读张伯驹,我深深觉得,

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,

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,顶多十年八年,

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,

所以他能坐观云起,笑看落花,

视勋名如糟粕、看势力如尘埃。”

6

1972年,君子之交陈毅逝世。

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,

但由于政治身份,最终不能如愿。

于是,他挥泪写了一副挽联:

“仗剑从云,作干城,忠心不易,

军声在淮海,遗爱在江南,万庶尽衔哀,

回望大好山河,永离赤县;

挥戈挽日,契尊俎,豪气犹存,

无愧于平生,有功于天下,九泉应含笑,

伫看重新世界,遍树红旗!”

追悼大会上,毛泽东扫视一周后,

在这副挽联前停下:“词写得好,书法也好。”

陈毅夫人张茜插话说:“主席啊,这是当年捐画的张伯驹写的。”

随即,张茜介绍了张伯驹一家现状。

毛听后,立即嘱托周恩来安排一下。

不久,张伯驹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,

潘素也成了中国画院的画师。

张伯驹自创的“鸟羽体”书法

张伯驹万万没想到,

救自己脱离苦海的,就是诗词和书法。

张伯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词人身份:

“文物,有钱则可到手;

若少眼力,可请人帮忙。

而诗,完全要靠自己。”

张伯驹写的诗词虽未公开发表,

但其诗词之好在圈内无人不晓。

周汝昌曾下过这样的论断:

“以词人之词论,应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,以张伯驹为殿。此后,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。”

当时,诗词高手们喜欢在一起打诗钟,

所谓打诗钟:就是悬一丝线,下系铜钱。挨着丝线横置一根线香,香烧到丝线,铜钱就会掉落,如果此时还没按规矩完成诗句,就算认输。

打诗钟最考验一个人的作诗才华。

一次,一帮文人在一起玩打诗钟。

张伯驹抓到“魂、象,六唱”,

未等铜钱落下,他已经联成:

天末风来群象动,梦边秋入一魂凉。

随后,他抓到“唐、水,二唱”:

未等铜钱落下,又已经联成:

南唐久已轻孱主,饮水何须认后身。

南唐指李后主,饮水指纳兰性德。

妙语巧思,众人绝倒。

章伯钧素好写诗,没事就爱诌吟,

但有一次,他看到张伯驹的诗集后,

一声叹息:“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,都不会再有张伯驹!”

张伯驹诗词好,书法也妙。

他开创了别具一格的“鸟羽体”,

用笔飘逸,如春蚕吐丝,

像极了他自由自在、超逸通脱的心性。

以狂著称的刘海粟,对张伯驹评价极高:

“丛碧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,

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,

那便是书画鉴藏、诗词、戏曲和书法。

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,又各具性格。

堪称京剧老名士,艺苑真学人。”

7

在“反右”运动中,

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张伯驹时,

言辞比匕首还锋利。

但后来,钱宝森去世后,

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赙仪,

当时,一月伙食费不过十元。

有人劝他:不必给这么多,意思意思就行了。

但张伯驹坚送一百:“当初他帮我打把子,有过交情。”

张伯驹还收留了袁克定十年之久,

袁克定乃83天皇帝袁世凯的长子。

袁世凯复辟失败后,袁克定人见人躲。

其家产很快耗尽,生活难以为继。

即便如此,他扔拒绝日本人邀请,

坚决不去华北伪政权担任要职。

张伯驹欣赏其气节,便将他接到自家。

“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工资,

就欲交给我母亲,但父亲不许收他的钱。

说既把他接到家里,在钱上就不能再计较。”

这一养就是十年,直到袁1955年去世。

1969年,“第一大右派”章伯钧死后,

其妻女李健生和章诒和便搬了家。

当时,碍于章伯钧的大右派身份,

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去看望她们。

“万万没想到,张伯驹竟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。”

张伯驹从报纸上读到章伯钧死讯后,

到处寻访打听,拄着拐棍找了一天,

才终于找到李健生母女俩新住处。

见到张伯驹夫妇,李健生顿时泪流满面:

“伯钧相识遍天下,逝后慰问者,你们是第一人。”

后来,章诒和在书中这样写道:

“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,

不过是看看画、聊聊天而已。

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?

他怎能与父亲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?

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与接济的人相比?

但人心鄙夷,世情益乖。

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,如浮云飘散。

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,却悄悄叩响了家门。”

这就是张伯驹,不论潮涨潮落,

他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。

这份品质,比他捐献的书画还闪亮。

1982年2月,

张伯驹突患感冒住进北大医院,

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。

病房人多嘈杂,既不利休息,又易交叉感染。

潘素向医院申请,想转到单人间。

但被医院拒绝:张伯驹不够级别!

过了两天,张伯驹感冒转成肺炎。

2月26日,张伯驹撒手西去。

事后,有学生跑到北大医院叫骂:

“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?

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单人间?

呸!我告诉你们——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,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!”

文章转自公众号:拾遗 ,谢谢作者的原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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